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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百七十一章 儒教天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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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说话之人,却是刚刚卸任信都县令的凉州名士阎忠,他年约四旬左右,长相并不英俊,惟有双目闪闪有神,给人一种能够看透世间一切事物的感觉。

    不过,其人也确实如同当初皇甫嵩所介绍般出名,就连伏泉也耳闻其有“人伦识鉴”之能,被他一语而登上仕途者不在少数。而且,阎忠所鉴之人,也几乎都有不小成就,这并不是在说假话,因为伏泉自己也算半个见识其鉴人之术的人,就比如伏泉的好友贾诩,就是其人发掘,并未其扬名。

    贾年少时并不出名,只有阎忠这凉州名士,见了他后,认为他与众不同,称其有良、平之奇。所谓“良、平”,自然是指大汉开国名臣张良、陈平,事实上贾诩最终结果,却是对得起阎忠所言,后来在真实历史上,几乎如张良、陈平二人那般,低调做人,却屡屡为曹操父子,献出绝计,后来更是成为了魏之开国三公的太尉,这么看来确实是有良、平之奇无疑。

    当然了,在伏泉看来,贾诩若是在张良、陈平二人中比较的话,他却更像是张良。恐怕若非曹操对臣子,不像刘邦因为微末地痞出身,在意江山不稳固,而兔死狗烹的话,说不得后来的历史上,贾诩也要成为三公以后,辞官隐居了,至于学习陈平那样自污免祸的话,估计是做不来的。

    至于原因,无它,性子使然,贾诩这家伙虽然喜欢做官,但并没到痴迷程度,如果涉及自身危险,是根本不会去冒险的。

    闲话少说,阎忠其实是皇甫嵩在他赋闲在家后,从家乡凉州所征辟的谋士,自皇甫嵩奉命平乱太平道黄巾蛾贼以来,一直随侍早皇甫嵩左右。

    适才,阎忠此言,可谓是大逆不道,忤逆之极,罪魁祸首谁人也?

    其话中之意,为如今在京师享乐的朝廷高层,而以当今士人之间的舆论,太平道举事,却是朝廷无能,天子昏庸,奸臣当道,致使百姓生活困顿,黎民黔首揭竿起义。

    当然,在伏泉看来,这话太过官方,如同历朝历代的亡国之君,他们在民间的官府舆论、评价,几乎如出一辙。

    不过,很明显,这些东西,在人口中,想怎么说都能怎么说。

    太平道举事,真是起义吗?

    明显不能用起义来定义,最简单的一项便是这些起义的百姓,不说那些被裹挟的百姓,就是太平道的忠实信徒,他们是怎么来的?

    他们最初成为太平道信徒,可是喝张角三兄弟的符水,治病救命,忽悠来的,这样的人举事,被说是反对昏庸朝廷起义,明显贻笑大方得了。

    再则,说这些举事的人,都是困苦农民,明显也是胡扯之极。

    先不说张角三兄弟,几乎起事前,都靠着太平道谋利成为富甲一方的巨户,其广宗县城的宅院,伏泉见了都震惊,便说太平道高层,也都有不少朝廷上层在呼应,最可说明的便是太平道举事前,被朝廷发现并诛杀的中常侍封谞、徐奉等人,他们可是心向太平道,并愿意为太平道内应的。

    伏泉看来,如果做个对比的话,太平道其实和后世的白莲教类似,当然,白莲教和张角的太平道比起来,实在是差得远了。

    虽然张角的这套玩法确实是日后白莲教的祖宗,但玩得真心比白莲教高大上太多。白莲教主要在底层民众中流传,所以时常凸显出逼格太低,太土的气质,而张角的太平道则是同时在上层和下层流传,无论涵盖面、组织度还是理论高度,都非后世的白莲教可比。

    这是因为,从先秦至今,无论豪族阶层还是平民阶层,对“天命”的说法都深信不疑。说他们迷信也好,虔诚也罢,他们认为要当天子,光有实力还不行,还得有天命,而张角正是利用了这一点,使自己在部分上层人士中成为天命的代言人。

    如本朝初学者班彪,并不认为太祖高皇帝刘邦夺取天下是群雄逐鹿、优胜劣汰的结果,而是认为刘氏拥有天命,所以他在《王命论》中写道:“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,不达其故,以为适遭暴乱,得奋其剑。游说之士,至比天下于逐鹿,幸捷而得之。不知神器有命,不可以智力求。”

    这种天命论,不是个例,而是自上而下,有意宣传洗脑民众思想,最终成为社会常态,成为统治者有效统治天下的神器。所谓“朕即天命”,便是如此,于统治者而言,什么有利于自己统治,当然就选择什么宣传。

    而这一点,不止是大汉如此,即使后世,也依旧盛行。如南朝名士沈约,在得天下的问题上,为了巩固门阀士族以及皇权统治的根基,亦推崇天命说,反对逐鹿说,其在《宋书·符瑞志》中说道:“夫体睿穷几,含灵独秀,谓之圣人,所以能君四海而役万物……力争之徒,至以逐鹿方之,乱臣贼子,所以多于世也。夫龙飞九五,配天光宅,有受命之符,天人之应。”

    甚至直到晚唐时期,屡试不第的杜光庭,为了仕途还借助《虬髯客传》这样的传奇故事来强调天命,反对草昧英雄,希望借此为官,比如该传奇故事的末尾说道:“乃知真人之兴也,非英雄所冀。况非英雄者乎?人臣之谬思乱者,乃螳臂之拒走轮耳。我皇家垂福万叶,岂虚然哉。”

    以上种种,皆表明了天命说对百姓的影响的深远,即使后来汉末乱世,诸侯皆有实力,然敢称帝者,唯袁术而已,其余之人,就连曹操,在其弹下“文王操”时,心中估计也在想着所谓天命不在我而已。

    而就像张角,此番他率领太平道起义,所用的口号“苍天已死,黄天当立”,在一开始,就用了天命说,他说了天命到了要变的时候,这才能获得绝大多数信奉太平道的信徒的认可。这也是伏泉在和皇甫嵩建议,迁徙所俘虏的黄巾蛾贼去塞外,要重新进行思想教育的原因,因为不将他们的天命重新变回大汉,他们想改变天命的思想,依旧会成为隐形的祸根。

    天命论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,自然也不是一时一刻可以形成的,从西周早期,周公就提出“敬天保民”之言,一变商代的“敬神”而为“敬德”,使中国政治向现实性和理性转变,到至圣先师孔子,更是“敬鬼神而远之”,因此容易给大家一种儒家思想与宗教、鬼神毫无关系的错觉,甚至被当作文化优越性来大肆宣扬。

    实际上在专制皇权面前,理性比神性更加不堪一击,神性还能令皇帝有所敬畏,理性能否对皇帝形成制约则要看皇帝的心情。

    早期儒家与上古神学其实密不可分,孔子虽然不怎么谈鬼神,但并没有否认鬼神的存在,相反他还相信麒麟降世会带来太平,并且因为好不容易出现的瑞兽麒麟被人打死,精神受到巨大打击,从此搁笔不作,不久便与世长辞,即所谓“绝笔于获麟”。

    到了前汉董仲舒时,儒学糅合了道家、阴阳家思想,认为上天是有意志的,并且会对人间的事做出反应,具体怎样反应是一门学问,叫做“谶纬之学”。这一点,一下子就获得了汉武帝的认可,因为他的思想,极大的附和统治者的统治,甚至有了之后的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。”

    而后汉建国,光武帝得谶纬之力甚多,之后历代皇帝也都对谶纬加以发展,最终建立了一整套的儒家神学体系,甚至连东南西北中五方神祇是谁都一一规定好了,班固的《白虎通义》便一一解释。

    当然,不止如此,为了更加巩固天命论,自汉以来,就不断依照儒家典籍,将社会实际事物改变,从而更符合天命论的传播。比如《尚书》等儒家典籍中的语句就成为带有神圣性的教义,前汉甚至曾经根据《尚书》、《周礼》的辞句把九州改为十一州,把宰相改为三公,使现实符合儒家典籍的描述。

    甚至于,太平道起事时,向栩提出“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《孝经》,贼自当消灭”的平定黄巾蛾贼的论调,其中也不无天命论的影子,当然,这个提议,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真。

    但身为名士的向栩,如此信奉儒家经典《孝经》,甚至它的经文简直有了滔天的法力,可以平乱。可见如今的儒家已经成为类似佛教的法则宗教,虽然没有造物主那样的唯一真神,但有神圣性的法则,如同佛法一样的儒经。

    如此说起来,儒家的思想此刻跟宗教,已经没什么区别了,甚至可以直接称其为“儒教”了,只不过这是官方并未如此定义而已。

    不过既然是带有神性的宗教,理论上自然高于现实的皇权,如果皇帝干得不好,可以借上天的旨意让他退位,这就是改天命。

    前汉后期的儒生眭弘、盖宽饶都曾劝汉朝皇帝退位让贤,虽然都被找借口干掉了,但汉朝皇帝并不敢说天命和禅让本身不对,因为他反对,也就是在反对大汉统治天下的根基。

    是时,前汉政治每况愈下、难以挽救时,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汉朝皇帝应当退位让贤,以儒学宗师刘歆为首,大家认定这个“贤”就是模范儒生王莽。于是王莽代汉称帝,立志建造儒教教义描述的理想世界,却因施政脱离实际,引发天下大乱,身死国灭。

    到了东汉,东汉皇帝有意宣扬谶纬,维护自己的神选地位,同时也吸取了前朝的教训,不再让儒生有改天命的机会,从而夺位。

    当然,这些举措都是暗中进行的,自光武刘秀以来,他们都是大力大展儒学,同时也在控制好儒生的思想,所以将东汉中后期,大力发展外戚、宦官势力,使得他们交替专权,与儒学士大夫抗衡。

    不过,这种天命说,也并非一直深入人心,时代在变,局势在变,当中国内部,再一次经历汉末三国般乱世时,天命说再也禁锢不了民众了,新的思想随之诞生,

    经历中晚唐的藩镇割据、五代十国的惨烈乱世,王纲解纽,百姓看到君王夺位不一定长久,所谓天命纯属君主自己贴金以后,社会现状却如后晋宋初学士安重荣所言道:“天子者,兵强马壮者为之耳!”

    从此,自中唐开始,以柳宗元、欧阳修为代表,天命论在逐渐成为社会支柱主题的士大夫那里已经逐渐破产,取而代之的是仁政说。即士大夫更多的从现实层面要求皇帝行仁政,来获得政治合法性,而不再关注是否受命于天的问题,从秦汉以来带有神学意义的五德终始、传国玉玺等神学天命的元素也不再被重视。

    这才有后来,让得士大夫为之称颂的大宋,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,在士大夫眼中,天子再无神权天命加持,只是他们支持维护统治的人而已。至于为何维护统治,自然是为了自己的私利,毕竟,自宋明以后,中央朝廷都不能完全统计出地方的户口税收,而士大夫们,也逐渐开始了寒门崛起,便可享受奢华生活的通天道路。

    而为何统计不了地方户口税收,原因自然很多,最大原因自然是寒门崛起的士大夫们,为了成为豪门,为自己谋私而已。

    在宋,即使高薪供应士大夫,但是官场贪污受贿,个人土地兼并,依旧成为惯例。而到了严格控制俸禄的明,从来就是为了自己的士大夫们,自然更加不想过苦日子,搜刮更加卖力。

    倘若宋明能有秦汉在地方上的控制力度,下至一乡、一里,都能查清户口,登籍在册的能力的话,恐怕这些士大夫们,能上下其手的机会就不会有多少了。

    反正于士大夫而言,能和皇帝平起平坐,自然就不会再有先人对于君权神授的敬畏之心,他们可以在外面利用皇帝名义为所欲为。而皇帝,按照他们的仁政思想,就该坐于深宫,在他们的支持下,垂拱而治,所见所闻,所该知道该想的,都该是他们告诉皇帝的,不和他们思想一致的,那都是禁制,是毁坏社稷,亡国之举。

    当然,放在如今的大汉,士大夫虽未出现,但是士人却已经在了。

    自党锢以来,士人受打压迫害甚重,早就存了换天命的想法,比如他们有的人想立容易控制的小皇帝争权,有的人支持太平道,有的人却想着政变……无疑,适才说话的阎忠就是其中之一。